正当北京决心破釜沉舟与华盛顿一决胜负时，克里姆林宫却敏锐地察觉到美中“伟大变局”即将带来的历史机遇，凭借地缘优势，为复杂多变的美中战略博弈增添柴火……为仅存的社会主义新大哥（中国）量身定制出一条通往新冷战的辉煌大道，让其在“大国崛起”中全身心体验一番苏联走过的、腹背受敌的全球性围堵与区域性对抗之路。
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3月22日，在所签署的备忘录历史性地宣称“中国偷窥美国智慧财产权和商业秘密”后，审判色彩浓厚的反向型军政经一体式组合拳，成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新战略决策，一举扭转并改变了延续30年之久的美俄中三角博弈旧平衡，以及看似永无止境的经济全球化新进程，导致中南海不得不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迎头面对这一建立在“让美国再次伟大”基础上的地缘申论题——如何应对可彻底改写中华国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当北京决心破釜沉舟与华盛顿一决胜负时，克里姆林宫却敏锐地察觉到美中“伟大变局”即将带来的历史机遇，凭借地缘优势，为复杂多变的美中战略博弈增添柴火。在欧亚板块方面，首先通过全面提升俄乌武装对抗力度，成功将欧洲共同体拒之门外，使其在硝烟与战火威逼下，无奈充当远在天边的局外人。其次是在印太板块方面，借机挥师东进并顺势南下，通过推行俄版“印太战略”，构筑以远东与近东为两大支点的“O”字形陆海一体式战略包围网，借此缩短并完善印度“强国崛起”所需之战略布局时间与地缘规划空间，以便为仅存的社会主义新大哥（中国）量身定制出一条通往新冷战的辉煌大道，让它在“大国崛起”鼎盛期中全身心体验一番苏联曾经走过的坎坷之路，即腹背受敌的全球性围堵与区域性对抗。
美俄中区域型小圈三角博弈
反观东西世纪之争，不难看出，当前能全方面左右国际未来走势的美俄中三角关系，起始于美苏对抗初期朝鲜战争所属之“区域型小圈博弈”，形成于中期越南战争所属之“区域型大圈博弈”，巩固于晚期阿富汗战争所属之“国际型小圈博弈”，深化于苏联解体前后之“国际型大圈博弈”。
其中，“区域型小圈博弈”框架下的美俄中三角关系，以美苏争霸为轴心，呈现出的是海陆两强为明确各自战后新势力范围的有序混战景象。违背对日诺言（1941年4月13日签署之《日苏中立条约》）的斯大林，趁日本海军对美作战节节败退之际，向大东亚共荣圈核心新区（满洲与朝鲜）发动陆上总攻，一举打破以东京为中心且延续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东洋亚太秩序，并杀出一条可沿远东华属东南海岸线，间接入主印太南亚次大陆海域的战略缺口，以便日后可将欧亚大陆南半部整体纳入势力范围。成立于1949年的新中国，则是辅佐苏联实现这一战略规划的区域主要杠杆国之一。
对于拥有绝对权力的斯大林而言，新中国的成立一方面是孙中山所奉行之联俄容共的最终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取代旧中国所需之替代方案，目的是让不自量力且狂妄自大的蒋介石政权为所作所为付出沉重代价，并永不得翻身。准确地讲，在斯大林眼中，无论是中东欧各国还是蒙朝中三国，无一例外均属“大苏联共荣圈”的组成部分，乃此中心—边缘体系之“边陲附庸国”。
也正因此，“边陲附庸国”应如同沙俄时期的边疆哥萨克军团般，展现自己的战略价值，即在绝对忠诚于沙皇的基础上，持续开疆扩土并浴血奋战。换言之，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与新中国志愿军的有序参战，乃上述战略逻辑的延伸，本质是验证苏朝与苏中战略合作“无上限”的实质含金量，进而捆绑各方一同建立绝对依附顺从于莫斯科的“亲苏命运共同体”与“反美统一战线”，而非尝试性地突破第一岛链。
美俄中区域型大圈三角博弈
朝鲜战争最大赢家非苏联莫属，但朝中与美韩也非输家，可谓有得有失。苏联的成功是建立在“无付出与无损失”的基础之上；美国的成功则是建立在“韩日台统一岛链”的基础之上。与之相比，新中国的成功却是建立在苏联对华经济与军事援助的基础之上，即根生于苏中蜜月期间的中南海早期“韬光养晦”战略规划与“有所作为”战术策略。
面对源自苏联的绝对一边倒压力，中南海决策层深知难以在斯大林有生之年翻身，驻扎在旅顺港与大连城的苏联军队如同尚方宝剑般，时时刻刻架在新中国的脖子上，稍有不慎，必将人头落地且改朝换代，唯有实施恭敬谨慎的“韬光养晦”战略，才可暂时安抚克里姆林宫与生俱来的对华疑心。
其中，冷静观察苏共权力结构整体变化，与稳住阵脚沉浸吸收有利于己的输入型精髓，是生存所需之本能保障，沉着应对党内意想不到之节外生枝，和绝不充当国际共产之领头羊，乃党国兴衰之根本保障，只有在苏美两强均鞭长莫及之地——越南——有所作为，才能真正扭转国运，进而自我升格为可同时左右区域平衡的一方独立势力。
美俄中国际型小圈三角博弈
1953年斯大林的离世，作为改写苏中关系的重大分水岭，为华属“反俄抗苏”的抬头创造了条件。沙皇级别统治者突然驾崩，在开启俄国苏治时期去专制化的同时，也使克宫逐步丧失对边陲附庸国的绝对控制，导致后者敢于分庭抗礼或公开叫板。时隔两年，伴随旅大苏军的全面撤离，克宫同时丧失了一个既可直接威慑中南海，又可直捣东南亚的战前桥头堡与战时大后方。自此，华属东亚板块不再是受莫斯科绝对支配的边陲附庸区，苏俄远东南下霸业，须在相对平等的双边合作框架下方可延续。这为中南海在越南独立战争晚期及越南南北战争初期，能够彰显其“有所作为”，创造了所需战略条件，即“束苏捆美”。
自1964年在罗布泊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跻身核武大国之列后，中南海决心彻底打破近40年的苏中上下式“君臣关系”，致使早已处在决裂边缘的苏中关系正式台面化，而非继续忍气吞声。实质上，面对中南海准时呈现的变脸术，克宫也早有战略准备，即蒙古独立。作为突厥术赤（编按：成吉思汗长子）系草原帝国的延续，莫斯科非常清楚“中华”这一与“罗斯”水火不容之政治文化概念的根本内涵。其中，“驱除鞑虏”乃中原汉地千年不变之初心，而“恢复中华”则是历代正统天子所应完成的历史使命。
因此，苏中决裂属历史之必然，爆发于1969年蒙古东西外围俄属西伯利亚段的苏中边境武装冲突，只是古老欧亚草原东亚段南北博弈的新开端；与之一同得以浮出水面的是反制型苏式“除华灭中”之最终解决方案，以及精准把握历史机遇的消耗型美式“联中制苏”之海陆围堵战略。
美俄中国际型大圈三角博弈
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南海全身心主动援越抗美的终极目的，并非仅限于战术层面上的有所作为，还包括战略层面上“台湾问题”的有效全面简化。俄属卫国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名副其实的“两个德国”，悬而未决的国共内战则塑造了以台湾海峡为分界线的中华系两大敌对陆海政体，前者始终强调“统一台湾”，后者则长期高唱“反攻大陆”，而重归原点的朝鲜战争，则造就了直至今日仍被世界公认的“两个韩国”。若任两大强权随意角逐印度支那半岛，妥协性的“两个越南”将注定催生出“两个中国”，所以援越抗美，实则援越促统，是防范海峡两岸最终演变为半岛式“一边一国”或英美式“一中一台”的最佳有效短期策略。
除此之外，须切记的是，苏中决裂所造成的地缘灾难性结果，分别是“亲苏命运共同体”的元气大伤及“反美统一战线”的断层崩溃。两者的结合，促使克宫在每轮权力更替之后愈发虚弱，迫使其在去专制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不可避免地实现自我终结。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盘溃败与土崩瓦解，让俄国有幸能够时隔70年，再度浴火重生且重归二月革命所留之宪政民主之路，进而以资本主义之正统大国身份，延续“罗斯”与“中华”之间悬而未决的百年国族历史恩怨，与欧亚千年博弈传统。
作者Yerkin Nazarbay是哈萨克斯坦欧亚国际关系学者
